何塞·黎刹的遺產：為何他的生日仍然值得我們反思

每年接近12月30日時，大多數菲律賓人都將其視為黎刹日——一個紀念何塞·黎刹生日與處決的國定假日。然而，對許多人來說，這個日期已經變成了日曆上的符號，方便地夾在年終慶祝活動之間，僅僅多出一日的休息時間。那位塑造國家軌跡的生命之人已逐漸淡出歷史抽象的範疇，他的真正意義被時間與冷漠稀釋。

但正是這種失憶，或許正是為何黎刹的選擇——既拒絕加入武裝起義，也決定面對死刑而非妥協——在今日仍具有迫切的相關性。

有意識的選擇，而非不可避免的命運

黎刹並非偶然走向死亡。在他被處決前的數月，為爭取獨立而奮鬥的革命組織卡蒂普南（Katipunan）曾提供他一條逃離流放的路徑。安德烈斯·博尼法西奧親自邀請他加入，協助領導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武裝鬥爭。然而，黎刹都婉拒了這兩個邀請。

他的理由既非懦弱，也非政治上的方便，而是對當下局勢的冷靜評估。他相信，菲律賓人民缺乏資源與準備進行暴力起義，過早的革命只會加劇苦難，卻無法帶來實質成果。卡蒂普南與黎刹追求菲律賓的自由，走的是不同的道路：一是透過革命行動，另一則是透過系統性改革與知識覺醒。

即使革命已展開，黎刹在1896年12月15日發表的那份著名宣言，明確譴責起義。他說：「我確實譴責這場起義——這不僅侮辱我們菲律賓人，也損害那些為我們事業辯護的人。」他的話語使他與那些由他的著作激發的運動產生了明顯的對立。

煽動分裂的宣傳

當我們審視實際發生的事情時，這個似乎矛盾的情況變得更加深刻。儘管黎刹主張在殖民體系內推動改革，並公開反對暴力叛亂，但他的知識性作品——小說、散文與社會評論——卻孕育出一種民族意識，使得與西班牙的分離成為不可避免。

歷史學家雷納托·康斯坦蒂諾（Renato Constantino）敏銳地指出這一矛盾：原本旨在使菲律賓人更接近西班牙文明的宣傳運動，反而「孕育了分離的根源。西班牙化的推動轉變為發展獨特的民族意識。」

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裡，黎刹真誠相信與西班牙的同化既可能又值得追求。他欣賞歐洲的藝術、哲學與自由政治思想。但在與種族歧視、不公正與制度性壓迫的反覆遭遇中——尤其是在與多明尼加修道士的卡蘭巴土地爭議期間——這些幻想逐漸破滅。到1887年，他向一位通訊者坦承，同化已經失敗：「菲律賓人長久以來都渴望西班牙化，但他們的願望是錯的。」

成為超越自我的人

當西班牙於1896年在馬尼拉倫拿公園處決黎刹時，一個比任何個人都更偉大的力量崛起了。他的死將他從一位細膩的改革者轉變為道德抗爭的象徵。他的處決激發了民眾對分離的渴望，團結了分裂的運動，並賦予革命事業以之前所缺乏的道德權威。

然而，這個結果從來都不是必然的。沒有黎刹，菲律賓的獨立或許仍會發生——但很可能是以更碎片化、較不連貫且道德模糊的形式出現。他的生命與死亡促成了制度性的變革，並非因為他追求烈士身份，而是因為他拒絕在被提供逃脫時放棄原則。

歷史學家安倍思·奧坎波（Ambeth Ocampo）強調了黎刹這一性格特質：他是個「有意識的英雄」，故意做出選擇，並完全理解其後果。奧坎波指出，他在面對行刑時展現出令人驚訝的平靜——據說他的脈搏率保持正常。在死前，黎刹親自用文字闡述了他的理由：「此外，我希望向那些否認我們愛國心的人證明，我們知道如何為我們的責任與信念而死。死有何關係？只要是為了我們所愛、我們的國家以及我們所愛的人而死，便是值得的。」

為我們時代的人性化英雄

黎刹當前的地位具有諷刺意味，因為他已被歷史馴化。美國殖民當局偏愛他，正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較為安全的英雄形象，較之激進的阿吉納爾多或激烈的博尼法西奧。他的遺產在某種程度上，也被他所反抗的殖民力量所塑造。

然而，成為國家英雄並不需要官方的憲法認定。黎刹的影響力，獨立於這些標籤之外，依然持續。

比起將黎刹崇敬為聖人，更有意義的是將他人性化，視為一個複雜的角色，他的榜樣引發我們思考：他的哪些立場適用於當代挑戰？哪些已經過時？康斯坦蒂諾最尖銳地提出：目標應該是「使黎刹過時」——也就是說，一旦貪腐徹底根除、正義真正得以實現，象徵性的英雄就變得不再必要。他們的使命已經完成。

菲律賓仍遠未達到這樣的狀態。只要不公仍在，制度性貪腐猖獗，黎刹那拒絕妥協的精神——他堅守原則、即使付出個人代價——仍具有啟發與激勵的力量。

也許，這就是為何他的生日不僅僅是被動的紀念。在12月30日，菲律賓人被呼喚的不僅是記住黎刹的死，更是反思他為何拒絕自我拯救——以及這個選擇對繼承他信念所爭取的自由的人們意味著什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