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理中国古代史中，看百姓们极端苦难与社会崩溃的真实记录：

南北朝时期，《南史》记载：“天下户口，几亡其半。”
说的是，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，几乎死了一半。连年战乱，农业荒废，大量百姓逃亡或饿死。从国家角度的统计系统来看，人口已经出现“腰斩式消失”。

北宋时期，《鸡肋编》记载：“人肉之价，贱于犬豕。”
说的是，人肉在市场上的价格，比狗肉、猪肉还便宜。这并非修辞，而是饥荒中真实存在的交易情况。人已经不再被视为社会成员，而只是肉类来源，生命价值彻底崩溃。

东汉末年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关东大饥，飞西至饿殍。”
说的是，关东地区发生严重饥荒，百姓成群结队向西逃荒，却在途中大量饿死。逃荒本身不再是求生，而是延迟死亡，尸体沿路堆积。

西晋时期，《太平御览》引旧史记载：“永嘉之乱，长安尸不盈百。”
说的是，永嘉之乱后，曾经的帝国首都长安，城中活人不足百人。皇权崩溃、城市沦陷，人口几近灭绝，一座都城在短时间内被清空。

南北朝时期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选男弱者，以给军食。”
说的是，军队在缺粮情况下，挑选体弱的男子充当军粮。这不是个体犯罪，而是有组织的行为。人在制度层面被当作可消耗资源，国家机器直接参与吃人。

南北朝时期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婴儿置于案上，割裂以为脯。”
说的是，将婴儿放在案板上分割，制成肉干储存。婴儿因“肉嫩、易处理”而成为首选目标，伦理与亲情在极端饥荒中完全失效。

东汉时期，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百姓十余万人，饿死城中。”
说的是，一座城中，有十多万百姓活活饿死。围城、断粮、无救援，使死亡变成缓慢而集体的过程，整座城市成为大型死亡现场。

东汉时期，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河内人相食，河南人亦食。”
说的是，河内、河南地区百姓开始互相吞食。这种行为已不再是零星个案，而是区域性普遍现象，社会整体越过了生存底线。

东汉时期，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人相食啖，白骨委路。”
说的是，人互相吃食，吃剩的白骨被随意丢弃在道路上。死亡规模之大，以至于连掩埋都变得多余，生命彻底失去仪式与尊严。

明代末期，《明史》记载：“大饥，草木尽，疫病流行，人相食。”
说的是，发生极端饥荒，草木被吃尽，瘟疫同时爆发，最终走向人相食。自然灾害、制度失灵与战争叠加，社会系统整体崩溃。

明代末期，《明史》记载：“母食死子，夫食死妻。”
说的是，母亲吃已经死去的孩子，丈夫吃死去的妻子。此时并非主动杀戮，而是饥饿将亲情与伦理彻底压垮，生存成为唯一逻辑。

西晋时期，《晋书》记载：“牧守见民有美妻者，杀而食之。”
说的是，地方官吏看见百姓妻子貌美，便杀人分食。吃人不仅存在于饥荒中，也成为权力展示的一部分，生命完全受制于统治者意志。

这些史书中的记载，说明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事实：在中国古代，一旦战争、饥荒与制度失灵同时出现，社会并不会“勉强维持”，而是会迅速跌穿底线。人口可以在短时间内腰斩，城市可以整体空城，人在极端环境下会被重新定义为粮食、资源，甚至权力的附属物。这些惨状并非偶发的“黑暗插曲”，而是被正史反复、冷静记录的常态结果。

史官不加渲染，恰恰说明这种崩坏在当时并不罕见。吃人之所以被写进史书，不是因为它骇人，而是因为它已经足够普遍，足够典型。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到，古代社会的脆弱不在于灾难本身，而在于普通人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空间。一旦失去土地、粮食或秩序，生命会迅速失去价值，亲情、伦理与法律都会让位于生存本能。在一个高度不稳定、缺乏救济与兜底机制的社会里，个人的命运随时可能坠入深渊，而这种坠落，往往安静、系统、不可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