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理中國古代史中，看百姓們極端苦難與社會崩潰的真實記錄：

南北朝時期，《南史》記載：“天下戶口，幾亡其半。”
說的是，全國登記在冊的人口，幾乎死了一半。連年戰亂，農業荒廢，大量百姓逃亡或餓死。從國家角度的統計系統來看，人口已經出現“腰斬式消失”。

北宋時期，《雞肋編》記載：“人肉之價，賤於犬豬。”
說的是，人肉在市場上的價格，比狗肉、豬肉還便宜。這並非修辭，而是饑荒中真實存在的交易情況。人已經不再被視為社會成員，而只是肉類來源，生命價值徹底崩潰。

東漢末年，《資治通鑑》記載：“關東大饑，飛西至餓殍。”
說的是，關東地區發生嚴重饑荒，百姓成群結隊向西逃荒，卻在途中大量餓死。逃荒本身不再是求生，而是延遲死亡，屍體沿路堆積。

西晉時期，《太平御覽》引舊史記載：“永嘉之亂，長安屍不盈百。”
說的是，永嘉之亂後，曾經的帝國首都長安，城中活人不足百人。皇權崩潰、城市淪陷，人口幾近滅絕，一座都城在短時間內被清空。

南北朝時期，《資治通鑑》記載：“選男弱者，以給軍食。”
說的是，軍隊在缺糧情況下，挑選體弱的男子充當軍糧。這不是個體犯罪，而是有組織的行為。人在制度層面被當作可消耗資源，國家機器直接參與吃人。

南北朝時期，《資治通鑑》記載：“嬰兒置於案上，割裂以為脯。”
說的是，將嬰兒放在案板上分割，制成肉乾儲存。嬰兒因“肉嫩、易處理”而成為首選目標，倫理與親情在極端饑荒中完全失效。

東漢時期，《後漢書》記載：“百姓十餘萬人，餓死城中。”
說的是，一座城中，有十多萬百姓活活餓死。圍城、斷糧、無救援，使死亡變成緩慢而集體的過程，整座城市成為大型死亡現場。

東漢時期，《後漢書》記載：“河內人相食，河南人亦食。”
說的是，河內、河南地區百姓開始互相吞食。這種行為已不再是零星個案，而是區域性普遍現象，社會整體越過了生存底線。

東漢時期，《後漢書》記載：“人相食啖，白骨委路。”
說的是，人互相吃食，吃剩的白骨被隨意丟棄在道路上。死亡規模之大，以至於連掩埋都變得多餘，生命徹底失去儀式與尊嚴。

明代末期，《明史》記載：“大饑，草木盡，疫病流行，人相食。”
說的是，發生極端饑荒，草木被吃盡，瘟疫同時爆發，最終走向人相食。自然災害、制度失靈與戰爭疊加，社會系統整體崩潰。

明代末期，《明史》記載：“母食死子，夫食死妻。”
說的是，母親吃已經死去的孩子，丈夫吃死去的妻子。此時並非主動殺戮，而是饑餓將親情與倫理徹底壓垮，生存成為唯一邏輯。

西晉時期，《晉書》記載：“牧守見民有美妻者，殺而食之。”
說的是，地方官吏看見百姓妻子貌美，便殺人分食。吃人不僅存在於饑荒中，也成為權力展示的一部分，生命完全受制於統治者意志。

這些史書中的記載，說明了一個反覆出現的事實：在中國古代，一旦戰爭、饑荒與制度失靈同時出現，社會並不會“勉強維持”，而是會迅速跌穿底線。人口可以在短時間內腰斬，城市可以整體空城，人在極端環境下會被重新定義為糧食、資源，甚至權力的附屬物。這些慘狀並非偶發的“黑暗插曲”，而是被正史反覆、冷靜記錄的常態結果。

史官不加渲染，恰恰說明這種崩壞在當時並不罕見。吃人之所以被寫進史書，不是因為它駭人，而是因為它已經足夠普遍，足夠典型。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到，古代社會的脆弱不在於災難本身，而在於普通人幾乎沒有任何緩衝空間。一旦失去土地、糧食或秩序，生命會迅速失去價值，親情、倫理與法律都會讓位於生存本能。在一個高度不穩定、缺乏救濟與兜底機制的社會裡，個人的命運隨時可能坠入深淵，而這種坠落，往往安靜、系統、不可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