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叫停穩定幣？王永利的解釋可能還不夠

作者：張烽

近期，圍繞穩定幣的監管與發展路徑，國內產業界、政策界與學術界討論升溫。原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公開表示，中國應警惕穩定幣風險，強調「不宜大力發展與法定貨幣掛鉤的穩定幣」，其觀點引發業內關注。

在全球數字貨幣競爭格局加速形成的今天，若僅從風險防控單一維度理解穩定幣，或許會讓我們錯失關鍵的戰略窗口。結合近期十三部委虛擬貨幣工作協調會議精神及相關政策邏輯來看，中國在穩定幣問題上的思考，可能需要更全面、更具有彈性、更具前瞻性的視野。

一、發展非美元穩定幣的空間：重在生態，中國仍有優勢

王永利認為，穩定幣市場已被美元穩定幣主導，發展非美元穩定幣的空間有限。但這一判斷忽略了穩定幣的「生態屬性」。穩定幣的價值不僅在於其錨定某一法幣的穩定性，更在於其所依託的支付場景、金融基礎設施與商業生態。

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製造業供應鏈、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絡和領先的移動支付滲透率。在跨境貿易結算、供應鏈金融、跨境電商支付等領域，如果形成以人民幣為價值支撐、以中國商業生態為載體的穩定幣，完全可能開闢出一條區別於美元體系的新路徑。尤其是在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（RCEP）區域內，實體貿易對高效、低成本的數字化支付工具存在強烈需求，這正為人民幣穩定幣提供了土壤。

與其說「空間不大」，不如說關鍵在於能否將中國的實體經濟網絡優勢，轉化為數字貨幣生態優勢。如果僅因美元穩定幣目前市場份額領先就放棄探索，無異於將未來可能的數字金融規則制定權拱手讓人。

二、美國穩定幣立法探路：問題不少，但競爭已在海外展開

王永利認為，美國穩定幣立法仍存在諸多問題和挑戰。確實，美國在穩定幣立法方面目前走在前列，各州及聯邦層面的監管框架正在摸索中逐步顯現；其立法進程也暴露出諸多問題，監管權屬分散、合規成本高企、與現有銀行體系存在衝突、對消費者保護與系統性風險的平衡尚未釐清等。

先觀察，讓美國先行探路、觀察其試錯經驗，對中國而言確是理性選擇。但這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僅止於靜觀其變。穩定幣的競爭本質上是全球化市場競爭，尤其在海外市場、離岸場景中，不同穩定幣的接受度取決於其便捷性、信譽與生態合作。

中國可以在暫不放開境內市場的前提下，支持中資機構在符合當地法律框架的海外市場，發行與應用錨定人民幣或其他一籃子貨幣的穩定幣，與國際主流穩定幣展開市場化競爭。例如，在香港、新加坡、中東等金融中心，推動合規的人民幣穩定幣在貿易融資、資產交易等場景的應用測試，積累經驗與用戶基礎。

三、立法反噬風險：內地暫緩、香港先行，可進可退的布局

王永利認為，穩定幣立法可能嚴重反噬穩定幣。潛台詞可能是，一旦中國對穩定幣立法，可能反而會助長其無序擴張，甚至衝擊現有貨幣體系。這種顧慮雖有一定道理，但因此完全回避監管與創新，並非上策。

中國的策略選擇實際上已顯現出靈活性：內地對私人穩定幣持審慎態度，暫未開放相關業務，而香港則積極推動穩定幣發行監管框架的制定，嘗試發行「港元穩定幣」並探索數字資產交易。這種「一國兩制」下的差異化安排，恰恰構建了一種可進可退的試驗場。

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法治健全、資金自由流動，在此進行穩定幣的監管沙盒試驗，既能積累監管經驗，又能控制風險向內地傳導。若試驗成功，可為內地提供參考；若出現較大風險，也不影響內地金融穩定。因此，擔心立法會「反噬」的思維，可能低估了中國在制度設計上的彈性與風險管理能力。

四、跟隨與否？穩定幣不屬於任何國家，生態決定歸屬

王永利認為「中國不可跟隨美國穩定幣之路」的觀點，隱含了一個前提：穩定幣帶有強烈的美國屬性。但事實上，穩定幣作為一種技術驅動的金融工具，其屬性很大程度上由發行主體、使用場景和治理結構決定。

即便是美元穩定幣，若由非美國機構主導發行並在特定區域形成生態，其利益與影響力也將隨之分流。換言之，「誰發的穩定幣就是誰的生態」。例如，若一家亞洲金融機構發行美元穩定幣並廣泛應用於亞洲區內貿易，那麼該穩定幣更多地服務於區域經濟循環，而非必然強化美國的貨幣霸權。

對中國而言，關鍵不是「跟隨」或「不跟隨」某國路徑，而是能否基於自身需求與發展階段，打造自主可控、符合國際規則的穩定幣產品與生態體系。比如，數字人民幣（e-CNY）作為法定數字貨幣，主要定位於國內零售支付及跨境試點；而人民幣穩定幣則可側重於跨境批發、離岸市場與特定商業場景，兩者可形成互補而非替代關係。当然，具體發展模式可繼續探討。

五、不做可能也是代價？在全球化競爭中留下戰略空間

在全球化競爭時代，金融話語權與支付基礎設施主導權緊密相連。如果中國在穩定幣這一快速增長的賽道中完全缺位，可能導致幾種後果：

一是跨境支付體系進一步依賴美元穩定幣，加深人民幣在數字領域的「路徑依賴」；二是錯失通過數字貨幣生態輸出中國技術標準、商業規則的機會；三是在未來全球數字貨幣規則制定中陷入被動。

因此，更為均衡的策略是：為數字人民幣、美元穩定幣與人民幣穩定幣都留出適當的發展空間。數字人民幣作為法幣的數字化形態，應穩步推進，尤其在跨境支付「貨幣橋」（mBridge）等國際合作項目中積累經驗。而對人民幣穩定幣，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，允許其在離岸市場、特定貿易場景中開展試點，並與數字人民幣形成協同。

六、叫停，還是戰略風險管理？

王永利先生對穩定幣風險的警示具有重要價值，尤其是在金融安全與貨幣主權層面。然而，在瞬息萬變的數字金融競爭中，僅強調風險而忽略戰略機遇，可能讓中國在下一輪金融基礎設施變革中失去主動權。

十三部委虛擬貨幣工作協調機制的形成，本身就表明中國正試圖以更系統、更協同的方式應對數字貨幣帶來的挑戰與機遇。下一步，或許應在此基礎上，形成更具前瞻性的穩定幣發展策略：

明確區分境內與境外、在岸與離岸政策，境內嚴控私人穩定幣，境外鼓勵合規創新。

支持香港建成國際數字資產與穩定幣創新中心，並與其加強監管協作與經驗共享。

鼓勵企業依託真實貿易場景，在海外試點人民幣穩定幣，逐步構建生態。

加強國際合作，積極參與國際穩定幣監管標準制定，推動建立多元化的全球數字貨幣體系。

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。人無法跳進同一條河流。在防範風險的同時，以更大的智慧與勇氣探索穩定幣的戰略價值，或許才是中國在數字金融時代保持競爭力的關鍵所在。王永利的解釋是一個重要的提醒，但關於穩定幣的中國故事，可能需要更廣闊的敘事。